1946年，曹德旺于福建福清出生，是福耀玻璃集團的創始人、董事長。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團，目前是中國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車玻璃制造商。可以說，創業三十年，曹德旺身上烙上改革開放的標簽，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從放牛娃到身價千億的玻璃大王，曹德旺成功的每一步都浸透著毅力和艱辛，也都充滿了信心與膽識，在他的身上折射出了一代人的傳奇。他是不行賄的企業家，自稱沒“送過一盒月餅”，以人格做事；他是行善的佛教徒，從1983年第一次捐款至今，曹德旺累計個人捐款超過120億元，認為財施不過是“小善”。
年幼家貧，歷經苦楚
“我很像《貧民窟的百萬富翁》那個主人公。”曹德旺曾這樣形容自己。
“我的父親曾經是上海著名的永安百貨的股東之一。因時局動蕩，父母親決定舉家遷回老家——福建福州福清。離開上海時，父親帶全家坐油輪，財產全部放在另一條運輸船上。等人到家之后，全部家當卻沒有回來，只得到一句答復，說是那條船沉了！兵荒馬亂的年月中，一家人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眼睜睜地看著家中頓時變得一貧如洗。”在他的自傳作品中，他回憶說，小時候，家里窮得經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家里一天都只能吃兩頓飯，關鍵這兩頓還全都是湯水，根本頂不了饑，更別提吃飽肚子了
曹旺德14歲，因為家境太艱難不得不輟學。為了補貼家用，開始了自己的第一份“職業”。在當了一年左右的放牛娃后，想要改變家庭狀況的父親對他說：“別再放牛了，你還是跟我去做生意吧。”就這樣，16歲的他開始冒著被扣上“投機倒把”帽子的危險幫著父親倒煙絲。到了1966年左右，煙絲生意難以為繼，于是改做水果生意。
這段做生意的日子，曹德旺過得非常艱難，小小年紀嘗遍心酸苦楚、人情泠暖。當時做生意和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的，付出再巨大，回報往往也是微薄的，曹德旺對此也有無奈，但他并不屈服，堅信可以通過自己的雙手改變命運。
為了謀生，他種過白木耳，當過水庫工地炊事員、修理員、知青連農技員，還倒過果樹苗。奮斗到30歲，一切可能的生意都做過的曹德旺，成了誰也算計不過的“人精”。
第一簽：成功的開始，承包玻璃廠
1976年，曹德旺有了自己第一份正式的工作，開始進入福清市高山鎮異形玻璃廠當采購員，從此以后，他的人生就與這家工廠、與玻璃結下了不可分割的緣分。
在那個年代，物資不是自由流通，而是要憑指標。采購員的主要職責，就是到處去搞物資指標，這就非常考驗人的關系和手段了，這正是曹德旺的強項。為了搞到玻璃廠需要的各種指標，曹德旺每天泡在福州的溫泉澡堂，和全省各單位的采購員們聚會、交換信息和串換指標。最后，他這個小小的公社玻璃廠采購員，竟成為了國內物資界呼風喚雨的“大腕”。
曹德旺完全可以離開玻璃廠。憑他搞指標的能力，哪怕只是倒賣指標，都能隨時賺一大筆錢。但此時，他在香港的一個親戚又建議他去香港，說是可以幫他搞定身份問題。曹德旺很想去香港，畢竟對于當時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燈紅酒綠的香港具有無比的吸引力。但是一貫順從的妻子，卻怎么都不愿意去，甚至不惜以死相逼。曹德旺無法決策，只好求助于上天。他到福清的石竹山去求簽問佛，主要問兩件事：一是要不要去香港；二是要不要離開玻璃廠。
求簽的結果是：如果去香港，就會家破人亡；如果留在玻璃廠，則會“虎嘯鳳鳴不覺奇”。
曹德旺篤信不疑，便留了下來。
1976年到1982年，因為管理不善，異形玻璃廠連續虧損六年，所以，當廠領導發現曹德旺很有商業和經營頭腦后，就希望他能把玻璃廠承包下來，帶領這家玻璃廠走出困境，曹德旺其實一直都在等待這個機會。他找了4個合伙人，把玻璃廠承包了下來。
當了承包廠長后，曹德旺用了兩招，讓廠子扭虧為盈。第一招是打破大鍋飯，把工人的工資由固定制改為績效制，生產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幾倍。第二招是改變行業標準。如果說第一招還好理解，第二招，就有點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力了。但他還是單槍匹馬殺向北京，解決了問題。
之后，高山廠的水表玻璃如水銀瀉地一般流向了全國。高峰時，全國每年220萬只水表，其中200萬只用的是高山廠生產的玻璃。
曹德旺承包玻璃廠僅僅一年，就將其從一個虧損的小廠，轉變為大賺22萬元的香餑餑。
第二簽：合資企業，造汽車玻璃，業大出是非
事業眼看著有了起色，曹德旺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場。結果，幾個合伙人說：上頭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我們把錢分了算，承包就不搞了。曹德旺苦口婆心，都沒能勸回幾個小富即安的合伙人。現在只剩他一個人了，包還是不包，成了一個問題。沒有頭緒之下，曹德旺再次求助上天。他跑到石竹山求了一簽，簽文曰：“中原群鹿可追尋，不問東方問何方？回首過來日又午，寒蟬唧唧笑空歸。”
解簽的老和尚告訴他，這是一支好簽。如果留在玻璃廠干，事業大有可為。如果離開去干別的，就會寒蟬笑空歸。
曹德旺定下心來，決定繼續干。不過，他不想再采用承包制，而是想改為一種新的模式：“合資制”。
值得一提的是，在合資的過程中，曹德旺個人分文未掏。他以房子作為抵押，鎮政府出面擔保，從銀行借了8萬，又從南平市政府借了3萬（據他自傳所言，南平市政府為了感謝他在搞指標時做出的貢獻，主動借給他3萬元），以11萬的總出資額，成為最大個人股東。另外，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此時已經在省里當到處級干部。至于曹德旺入股高山廠的過程中，哥哥的背景起到多大作用，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但曹旺德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回應：我創業至今，沒動用過哥哥任何政治資源，也沒送過一盒月餅。
機緣巧合之下曹德旺動議把水表玻璃廠改建汽車玻璃廠并取得同意;8個月后,首片汽車玻璃下線,他的玻璃廠取得空前利潤。曹家也在時隔三代之后，再一次有望成為福清首富。
人紅是非多，錢多是非也多。
1986年，全國開始農村整黨整風活動。曹德旺的玻璃廠被整黨辦查處，賬本被查封。人們都傳言，曹德旺有嚴重經濟問題。據說當時一路告到了縣委、福州市委，省里、中紀委，但曹德旺是清白的。告的結果是，市委書記和縣委書記都很生氣，將高山鎮的黨政班子都調整了，相關人員都被下放到鄉里去任職了。
到1986年底，高山玻璃廠產值近600萬元，利稅超百萬。曹德旺又主導了廠子再次改制，成為中外合資的福耀公司。
這個合資公司，股本金625萬，股東除了曹德旺、上海耀華和地方政府外，還有香港、美國的公司，以及省外貿公司和來自北京的國企中汽華聯，陣容堪稱豪華。成立合資公司后，曹德旺引進外國先進設備，帶領技術人員出國培訓，使福耀的設備和技術實力達到國際水平，每40秒就能造出一片汽車玻璃，成本50元，售價高達1500元，賺起錢來比印鈔機還要瘋狂。
然而，在大家眼里的“成功人士”曹德旺，卻遇到了事業上的迷茫。大概是，有錢人的心思你猜不到？
第三簽：有佛報，無佛緣，終成“玻璃大王”“慈善大王”
1990年左右，福耀公司突飛猛進，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曹德旺感到了厭倦。他看了一本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傳記后，有一股要投身空門的強烈沖動。他心想，出家的生活是“山寺日高僧未起，算來名利不如閑”，而自己每天要工作16個小時，如此辛苦，所為何來？越想越不值，干脆出家算了。但曹德旺畢竟沒有李叔同的決絕。家里人來勸，朋友來勸，政府官員來勸，曹德旺終究沒能下定決心。最后的解決辦法，仍然是求簽。石竹山的老和尚告訴他，你有佛報，卻無佛緣。好好辦企業吧，以后別想出家的事了。
于是，曹德旺就絕了出家的念想。
1994年，曹德旺把福耀42%的股份和福耀旗下萬達汽車玻璃公司51%的股份賣給了法國企業圣戈班，使圣戈班成為福耀的大股東和真正話事人。在股份賣給圣戈班的同時，曹德旺拿到了香港身份后開始辦理移民美國的手續。若干年后的一次采訪中，曹德旺直言不諱地說：“老板移民，就是怕政府追究嘛。”
直到2005年，他才正式放棄美國綠卡，只持有香港身份。在上面同一個采訪中，接著那一句話的后一句是“不管政府怎么處理，我都接受。”
2001年到2005年期間，曹德旺帶領福耀玻璃艱苦鏖戰，在花費一億多元的巨額資金后，先后打贏了加拿大和美國的兩個反傾銷案，一舉震驚世界，就此成為中國第一家狀告美國商務部并成功贏得官司勝利的中國企業。
日后說起來，曹德旺得意地說，“（跟美國商務部打官司）這種事是我最喜歡干的事情。”他說：“他美國人拳頭大，就可以欺負我嗎？我就把事情捅大，讓全世界來評評理！就是傾家蕩產，我也跟他干！”
那一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自己已經不再是1995年以前，那個為了養家糊口而努力的小老板，而是已經變成在中國有一定影響力的人物。他身上有了更多的責任。他把事業追求升級為，“做一片屬于中國人自己的玻璃。”
曹德旺中國慈善捐款榜上，位于榜首。
從1983年，他捐給自己讀書的小學2000元買桌椅以來，到到后來武漢冠狀病毒疫情暴發，曹德旺先是捐了1億現金。由于缺少防疫物資，于是曹德旺又掏出1000萬，購買了242萬件防疫物資。后來，聽聞小微企業生存艱難，于是又掏出4000萬，用于扶持小微企業渡難關。
他的捐款總額已經超過120億人民幣。值得一提的是，這120億，幾乎都是他以個人或家族的名義捐贈的，而不是動用公司的資金。所以被大家尊稱為“中國首善”，名副其實。
但他說：“我不是中國的首善，中國的首善是袁隆平”。
曹德旺認為，創業是做事，慈善是學做人。慈善不是自己去施舍別人，而是在修做人的規矩。
現今曹德旺在網絡上的評論兩極分化，有人說，他是中國首善，是個愛國者，賺的錢都用來做慈善、搞公益、資助國家高等教育了。還有人說，曹德旺是個資本家，他的福耀工廠車間的工人們待遇很差......
他說國家要發展尖端科技、打破帝國主義封鎖，這句話出自真心；還說工人不應該拿太多工資。
這讓人看來似乎很矛盾，哪個才是真的曹德旺？或許人本來就是矛盾的，就是復雜的，這才是真正的曹德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