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文章中指出的福耀工廠存在的問題，是任何到美國辦工廠的企業——不只是福耀——都可能遇到的，遇到這樣的事根本不足為奇。這只是一件小事情，引發軒然大波實際上是媒體把這件事情夸大了。之前福耀到美國去辦工廠，就已經出現了各種各樣輿論的聲音。現在福耀遇到這樣的事情，就對這個事件起到放大作用，實際上這件事情本身不足為奇。
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是美國力量最強大的工會組織之一。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組織能力很強，他們和企業主、股東有非常強的談判能力。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能力是最強的，所以他們給成員謀得的福利也是最多的。工會要求的各種福利，最后都轉化成企業的成本，導致美國汽車的制造成本扶搖直上，降低了美國汽車行業的競爭力。
美國通用汽車破產，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工會對企業來說變成了一個太大的財務負擔。破產成為美國企業擺脫工會的有效方法之一，如果企業仍然存續，企業只能和工會繼續談判。但是如果企業破產了，所有此前的約定條件都沒有了。比如美國通用汽車的破產，就是它擺脫工會的一個很有效的辦法。所以通用汽車破產之后，從經濟的角度來講，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把原有工會的負擔擺脫掉了，一切都從零開始，和新的工會重新談判。因此新的通用汽車和福特以及克萊斯特比起來，反而是輕裝上陣。
首先福耀玻璃走出去是正常的理性選擇，面對國內生產成本的不斷上漲，選擇到一個成本相對可預期而且離客戶更近的地方建廠，對福耀和全球任何一家公司來說，沒什么區別，都是一個理性的商業上的選擇。對福耀玻璃來講，可能直接在美國建廠對它來說是最合算的。制造成本、關稅成本等，使它在當地制造，相對來說是最合算的，當然還要考慮人工成本。曹德旺的客戶是底特律的三大汽車公司，實際上福耀玻璃在全球車窗玻璃市場占得市場份額已經非常高，所以它已經是一個在全球市場有競爭力的玻璃供應商，它要貼近客戶，這是正常的行為，福耀到海外去，是為了獲得當地的市場。
其次，在美國的經營環境下，企業與工人組織，包括管理者與勞動者之間有矛盾，都很正常。而且，工會謀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正常的行為。在美國的經營環境下，福耀玻璃遇到的問題是美國任何一個企業都會遇到的問題，甚至有的企業遇到的問題比他大得多。所以我們在國內對這個事情可能過度解讀了。
對美國政府來講，解決就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曹德旺到當地，之前說是解決1500人的就業，現在實際上是解決了2000人的就業，將來還可能上升到3000人。幾千人的就業在當地是一個很大的事，當地對曹德旺一定是受歡迎的，他是幫政府解決了他們最頭疼的事。從政府的角度，解決2000個就業，可能就解決了2000個家庭的生活問題。看起來是個小事，但對這些家庭來說可能就是很大的事。
美國的政府是一個參與方，它的影響力是有限的，沒有辦法去左右媒體，或者強迫企業去做些什么。如果說真的有沖突，政府和企業是一樣的，可能政府還可以訴諸法律或者一些可以掌控的政策，否則政府也是無能為力。
最后，比較美國的經營環境和中國的經營環境，我們會發現，美國工會和工人的反應，我們國內的管理者或者是資方是不適應的，這也是正常的。國內的環境下，工人相對來說更溫順，更好管理。而美國的工會會強勢地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訴求。在中國，老板可以很強勢的采取措施，比如解聘工人、解聘管理者，好像后果也都不嚴重，這樣的做法在美國可能就會有很嚴重的后果。因此，一方面可以說是曹德旺在美國遇到了和中國不同的挑戰；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中國的企業主或資方，可能我們自己也要思考一下我們是怎樣對待工人的，我們又應該怎樣對待工人。
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為了拓展海外市場，和跨國公司一樣，目的是服務當地的市場，它把工廠或者產品帶到海外去，福耀玻璃就屬于這類；另一類是為了提升產品的價值創造能力，可能具體表現在到海外獲得技術、品牌、原材料甚至人才。把這些能力綜合起來做出產品，再應用到中國，最終回到中國市場，這是目前中國企業全球化的主流。
到海外投資的中國企業中以拓展海外市場為目的而走向海外的資金占走向海外的資金的30%-40%。我們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經營海外市場的品牌，這樣的企業是屈指可數的。最近聽說其實海爾在美國市場的份額也很小，所以我們真正能夠站在海外市場的企業并不是特別多。福耀玻璃是走出去的企業中比較成功的例子，它在全球市場上是有競爭力的玻璃供應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