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2010年度中國首善”的福耀集團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和他的兒子曹暉捐贈3億股福耀玻璃股票（過戶當天市值35.49億元人民幣）創立的“河仁慈善基金會”在北京正式成立。這是國內首家股捐慈善基金會，此舉首創中國基金會用股權代替真金白銀的資金注入方式，打開了中國慈善捐助多元化之門。
曹德旺為何要花巨資做慈善？他對中國慈善事業有什么期許？“河仁慈善基金會”成立一個月來運作情況如何？
記者：請您談談為什么要花那么多錢做慈善？從中您得到了什么樣的回報？
曹德旺：很多人不理解我為什么要捐出那么多錢。難道是為了想當官或者想出名？我今年65歲了，想當官不可能了吧，想出名的話，我可以把中央電視臺和鳳凰衛視的廣告時間都包下來，做到家喻戶曉。
我年輕的時候，也曾懷疑過家鄉華僑的捐款行為，想不通他們為何要拿那么多錢回老家修路、建學校？現在我悟透了，一個人的消費是非常有限的，沒有必要拿那么多錢，眼睛一閉，什么都帶不走。我捐股之后，還有幾十億的身價，還是個有產階級，并不影響我和家人的生活。
我這么做，是為了告訴中國的企業家們，你賺了大錢，不是你一個人的本事，有國家的政策，有員工的勞動，有社會的支持。在不影響企業發展和個人生活的情況下，捐出一點錢救助窮人，有利于緩解社會的貧富分化。
至于做慈善的回報，你不覺得我最近苗條多了？千金難買老來瘦，把錢捐出去了，吃得少了，也就瘦了。當然，對福耀集團的形象也有好處，至少人們會認為這家企業的老板不是在為錢而奮斗。
記者：那么您是否考慮過“裸捐”？
曹德旺：只有企業家對下一代感到絕望的時候才會“裸捐”。一代管一代，如果我兒子不想繼續經營福耀，那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捐出去。
記者：是不是有錢人才有資格做慈善？
曹德旺：錯，做慈善不是富人的專利。做慈善要量力而行，我捐幾十個億，和你們拿工資的人捐幾千塊是一樣的，因為你已經盡力了。即便沒有錢，你還可能給人以笑容，展示你的同情心，對地位比你低的人客氣點。
比如說，有個窮人偷了超市的面包被老板抓住了，這時如果你在場，掏出5塊錢對老板說：“這個面包我買下了，你就放他走吧！”這也是一種慈善行為。
有一次，我和一個做企業的朋友去打高爾夫球。他把錢包放在球車上，被場地上推球車的女服務員偷了200元。他發現后，破口大罵，還打了那個小姐一巴掌。當他準備再次出手時，我上前制止他：“夠了，你再打，我就和你絕交。”我轉而對小姐說，這200元就算提前給你小費了，你走吧。
我想，如果我不及時制止，那個小姐可能會去跳水。我覺得，我這么做，比捐幾個億更有意義。
總之，見到需要幫助的人，我們要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助他。我認為，如果不能興起全民慈善，那么中國的未來就沒有希望。
記者：您如何看待“中國首善”的稱號？
曹德旺：我一點都不看重這個稱號。今年是我，明年就不一定是我了，這稱號本來就不是我的。我是企業家，而不是慈善家。
中國慈善的問題之一是信息不公開
記者：我們知道，去年您與中國扶貧基金會簽署捐贈協議，向西南5省區市旱災區貧困農戶捐贈兩億元善款，要求他們必須在半年內將兩億元善款以每戶2000元的標準發放到近10萬農戶手中，管理費不超過3%，并且善款“不能發給當官的，不能給有錢的”，差錯率不得超過1%。您因此被稱為是“最苛刻的慈善家”。請問，在管理費普遍定在8%~10%的狀況下，您憑什么只給中國扶貧基金會不超過3％的管理費？
曹德旺：我不認為我給的條件很苛刻，最后的執行結果也證明，他們連3％的管理費都用不完。中國扶貧基金會有20年的運作歷史，有完整的扶貧系統的資料和齊備的工作人員。其實，企業的合同都這樣，我只是按企業的方式和他們做事情，用管理的手段來用這筆錢。管理的手段不外乎是三種，第一種是導向，我提出我的要求；第二種是考核手段；第三種是激勵手段。我要求他們公開作業程序，讓社會知道這筆錢是怎么花的，都花在了哪些地方。
記者：河仁基金會將通過委托其他慈善機構的方式開展救助。為什么基金會不直接面向需要救助的貧困人群呢？那些受委托的慈善機構是否也要像中國扶貧基金會那樣接受基金會的嚴格監督？
曹德旺：以去年的西南賑災為例，我要是自己拿著錢到處去發，那得跑多少趟？得動用多少人力？哪還有時間精力去做企業賺錢？所以，找專業機構來執行是最省事的。河仁基金會將向社會公開所開展的公益資助項目種類以及申請、評審程序，符合條件的機構可以向基金會提出申請，基金會與受委托的機構簽訂協議，約定資助方式、資助數額以及資金用途和使用方式，并對資助的使用情況進行全程監督。如果受委托機構沒有按協議約定使用資助，基金會有權解除資助協議。也就是說，我捐出的這35億，全部都要按照去年和中國扶貧基金會合作的那種模式來做。
記者：您認為當前中國慈善事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么？
曹德旺：最大的問題就是需要更加公開。很多慈善機構的負責人不懂得信息披露的重要性，以為做了好事，社會上知道不知道都沒有關系。一些媒體把注意力放在管理費比例的高低上，其實這不是實質性的問題，關鍵是要讓慈善機構披露信息，把工資、辦公經費、旅差費、接待費等一一列出來，接受社會監督，讓大家看看合理不合理。只有公開，才能保證公平、公正的實現。我認為我們的慈善制度在公開、公平和公正方面還有待完善。而河仁基金會就是要通過制度保證做到公開、公平、公正，讓社會知道每一分錢的去向。
記者：您如何看待陳光標高調做慈善？
曹德旺：這個問題要兩面看。比如說我，要是不接受你們的采訪，你們會說我高傲；接受采訪吧，就難免顯得高調。我也認為陳光標是個有缺點的人，我們大家都有缺點，為什么要求做慈善的人一定要十全十美呢？媒體懷疑他捐的沒有他說的那么多，那他捐一半有沒有？捐三分之一有沒有？起碼比其他人強吧！要學會寬容、包容，不要看他捐了多少，而要看他是否有一顆慈善的心。如果有機會見到陳光標，我會鼓勵他繼續做下去。
記者：媒體質疑有些人做慈善的動機不純，您認為有這種現象嗎？
曹德旺：拿出一點錢做公益事業，是為了從政府那邊得到更多的好處，這種現象在不少地方都存在。
花錢有時比賺錢還難
記者：從您提出捐贈股票建立基金會的設想，到河仁基金會成立，走過了3個年頭，這期間碰到了哪些困難？
曹德旺：股捐慈善基金會是個新事物，國內沒有相關先例和法規。剛開始，誰也不知道該怎么做，因為牽扯到國家多個部門以及法規的更改，牽一發動全身。能夠批下來，本身就是一個突破。兩年多時間，已經算很快了。
記者：您是否考慮過把股票變現后直接捐給現有的慈善機構？為何非得用股捐的形式成立慈善基金會呢？
曹德旺：我也曾考慮過股票變現做慈善的問題。去年我就減持1億股捐出10億元用于西南5省區市旱災、福州市圖書館及福清高山中學等項目。我可以把錢全捐出去，但是畢竟有捐完的一天。捐股票是出于兩個目的，一是為了不給資本市場帶來沖擊，穩定投資者的信心，二是為了保證基金會的資產能夠有效地保值增值。我捐出的股票通過保值與增值一年可收益一兩個億，這樣我可以踏踏實實做企業賺錢，而基金會負責花錢就行了。
記者：如何實現基金的保值與增值？每年準備從中拿出多少錢做慈善？
曹德旺：基金的保值與增值，是基金會的事情。我認為，福耀股票是黃金股票，不能隨便賣掉，原則上要作為母本，收益主要是靠分紅。一年大概拿一兩個億出來做慈善。
記者：根據《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非公募基金會每年用于從事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額的8%。照此計算，河仁基金會每年用于慈善的款項應該接近3億元？
曹德旺：如果那么算，基金會的本金用不了幾年就完了。經基金會理事會商定，每年用于章程規定的公益事業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實際的現金收益的80%。這一點我們和有關部門基本有共識。
記者：去年你出售1億股股票，捐出10億元，還繳了1億多的稅。聽說這次的股權捐贈，還得繳5億多的稅。這稅由誰來繳？什么時候繳？您認為合理嗎？
曹德旺:目前的說法是這5億多稅由接受捐贈的河仁基金會繳，5年內繳清。但我相信以后不一定要繳。我把錢捐出來做慈善，還要讓我納稅，這沒有道理吧？
記者：河仁基金會成立一個月來，有什么進展嗎？
曹德旺：最近主要做的是完善規章制度，搭建秘書處的班子。秘書長的角色很重要，相當于企業的總經理，需要一個市場化的專業人士來擔任。我已經找到一個秘書長的人選，目前主管部門國僑辦正在審核。等班子定下來之后，我和曹暉就退出基金會，不再擔任理事。
記者：您為何要退出基金會呢？
曹德旺：道理很簡單，我把錢捐出去了，還要浪費我的時間去管怎么花錢，這是不是很不公平？再說，我在里面，很多人就會找我來要錢，這等于給自己添麻煩。
記者：如果你們家族人都退出，以后曹家如何掌控河仁基金會？
曹德旺：我把股權捐給基金會，這錢就屬于社會公共財產了。河仁基金會不應該是家族的，曹家人都要退出。將來我只作為捐贈人，基金會修改章程或者變賣股票都要向捐贈人報告。
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建章立制，今后基金會完全靠制度運作。這樣做，首先國家和民眾的感情都得到最充分尊重，其次可保證基金會的利益以后不受到侵害，同時也可保證我的孩子今后不會跟社會大眾發生糾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