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建國收藏的《株洲玻璃報》。記者/李軍攝
▲羅珺收藏的副刊刊頭設計圖樣。記者/李軍攝
玻璃脆弱，容易破碎。可它也通透，陽光與色彩一經它折射，頓時搖曳生姿，絢爛多彩。
在株洲，株洲玻璃廠已成歷史，曾經熱火朝天的生產場景已然散落塵埃，只余下生活區里的斑駁光影。
翻開一份《株洲玻璃報》，被時光折疊的故事再次展開：“一五”期間，株洲玻璃廠作為蘇聯援建的156個工業項目之一落地崛起；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玻璃產量一度位居全國第三，是經濟效益最好的市屬企業；廠礦生活區，學校、醫院及電影院等一應俱全，“小社會”里的生活有聲有色……
猶如一面鏡子，《株洲玻璃報》保存著株玻人的記憶與驕傲，也折射出株洲作為老工業基地的榮光。
一份廠報，交織著工廠與個人的故事
“一張廠報重新讀，滿腔熱血起波瀾。”曾擔任《株洲玻璃報》總編輯的易建國說，接受采訪前他特地翻閱了收藏的廠報，記憶歷歷在目，令他心潮澎湃。
1977年，易建國從玻璃廠的技校畢業，進入玻璃纖維拉絲車間當鉗工。由于擅長寫文章，幾經歷練，1984年，他被調去廠報編輯部。
“剛去就遇到討論：廠報第一期是寫創刊，還是復刊？結果是將第一期稱為復刊號。”易建國說，聽老職工回憶，早在1958年，即株洲玻璃廠建廠的次年，廠里就有了名叫《職工生活》的刊物，但出刊日期和版面不固定，出了一段時間又停了。
當初為何停刊？
記者翻閱《株洲市志》發現，1960年，株洲玻璃廠生產平板玻璃44.8萬重量箱（計算平板玻璃用料及成本的計量單位），可由于工程不配套，當年12月停產，并實施填平補齊與技改項目近300項，到1965年才恢復生產。
而復刊的上世紀80年代，正是玻璃廠技術提升與效益走向紅火的階段。復刊后，廠報改名《株玻工人》，起初是旬報，每10天出一期，后來改為周報。
對易建國來說，那也是他找到熱愛的事業并逐漸發光發熱的時期。從廠報編輯到副主編、主編，他通過廠報平臺不斷成長，也收獲不少通向更大平臺的機會。“只是因為對廠報有了感情，志趣所在，舍不得離開。”他說。
廠報復刊的那年，羅珺進入株洲玻璃廠實習。作為“文藝女青年”，廠礦車間的工作，難免令人苦悶。進入分廠辦公室后，她一邊負責日常文字通訊，一邊開始了文學練筆。
羅珺的第一篇作品——微型小說《向二十歲敬禮》，就發表在1985年10月19日的廠報第4版副刊“水晶宮”上。
后來，株洲玻璃廠衰落，被旗濱集團收購。易建國等職工經歷降薪、裁員等陣痛，先后離開玻璃廠，翻開人生另一個篇章。
羅珺也于1998年離開廠里，和家人南下廣州。但幾經輾轉，那份發表她第一篇作品的廠報，那個收藏“水晶宮”設計圖樣的家庭相冊，始終帶在身邊，成為他們作為株洲玻璃人烙印的一部分。
著名書法家李鐸題報頭，企業盈利曾居全市首位
除了《職工生活》《株玻工人》，株洲玻璃廠的廠報還有個名字：《株洲玻璃報》。
改名背后也有故事。
由于諧音的關系，總有人拿“株玻工人”調侃開玩笑，易建國擔任總編輯后，也想換個更合適的報名。經廠里同意，1988年左右編輯部向7000余名職工及家屬發起征集。最終，樸實而貼切的“株洲玻璃報”脫穎而出。
名字有了，找誰來題寫呢？
1989年，全國企業報聯展在北京舉行，株洲玻璃廠也派代表攜廠報參與，并從上千家企業中脫穎而出獲聯展二等獎。當時，易建國也是赴京的廠代表之一，聽說著名書法家李鐸在北京軍事博物館，于是抱著試一試的心態請他為家鄉的廠報題字。
聽說易建國的來意，李鐸欣然題寫“株洲玻璃報”，還送了字給這個老鄉。
得到李鐸題字后，廠報正式改名《株洲玻璃報》，同時采取了一些改革舉措，比如揀字排版。在那個年代，一旦發現錯別字或標點符號錯誤，就要挑出差錯重新排版印刷，頗耗人力與成本。易建國擔任總編輯后，實行“編校合一”，編輯負責的版面自己校對，出現差錯則按情況處以1元到5元的罰款。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是株洲玻璃廠的輝煌時期，《株洲玻璃報》也相應步入盛年。
那段日子，株洲玻璃廠屢出創新成果，效益也是蒸蒸日上：1986年，平板玻璃年實際產量居全國玻璃行業第3位；1992年，與武漢科技測繪大學聯合開發SSA雙視功能玻璃，填補國內玻璃生產一項空白；1993年，銷售收入3.2億元，利潤3518萬元，成為市屬企業中的盈利首戶。
對職工來說，《株洲玻璃報》記錄了廠里鮮活的生產生活場景，是大家每周的期盼。羅珺回憶，廠報每期發放到班組，發放稍遲工人都會詢問。“對我們職工來說，廠報是最貼近內心、反映心聲的報紙，大家都很看重、愛惜。”她說，自己也正是因為有過這段為廠報撰寫通訊報道的文字歷練，日后下海經營文化公司，為客戶創作各類文案、策劃方案以及書稿編輯等，才能胸有成竹、得心應手。
激揚文字，反映真善美也針砭時弊
固定日期版面后，《株洲玻璃報》常設4個版面，頭版是要聞，2版是理論黨建，3版是生產信息，4版是副刊。
相比其他廠報，立足廠里卻不乏社會效應的長篇通訊，或許是《株洲玻璃報》的一大特色。易建國說，他寫過的《車禍之后》《愛的協奏曲》等，事情與廠里相關，但社會影響卻不止于廠里。
比如《車禍之后》，寫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寫的是一位副廠長去岳陽出差，途中遭遇車禍去世的事。易建國采訪幸存者后，還原了副廠長被送醫前仍在擔心車上人的安危，車禍現場附近的老百姓以及過路車輛接力救援的感人故事。
書寫真善美，也直指社會痛點。
煤炭是株洲玻璃廠重要的生產原料，上世紀九十年代，煤炭資源不缺，但運力總是緊缺，找車皮甚至要拼關系、送禮打點，影響到了窯爐的燒制。易建國深入調查后，寫了《黑色的詠嘆》一文，揭露背后的黑色利益鏈條，唿吁相關部門重視并加以改革。
在分廠的羅珺也記得，她寫過一篇《大戰煤矸石》，反映全廠上下齊心，站在傳送帶旁邊挑出煤矸石的情景。“印象太深了，完全是自己先被打動，然后有感而發寫的報道。”羅珺回憶。
但易建國記憶最深的，還是《遲來的玻璃“皇后”》這篇報道。
1994年5月，投資3.1億元的浮法玻璃生產線，在株洲玻璃廠正式投產，迅速提升了廠里的效益。可易建國采訪后發現，多年前玻璃廠就進行了“浮法玻璃中間試驗”，試驗性生產了6毫米厚及3毫米厚浮法玻璃。1981年，浮法玻璃生產技術獲國家創造發明二等獎，株洲玻璃廠也是獲獎單位之一。
技術的突破在玻璃廠，為何量產的生產線卻遲來那么多年？或許是躺在功勞簿上的不思進取，或許是經營理念滯后等，原因不得而知。
只是翻閱《株洲市志》你會發現，浮法玻璃生產線投產后的第三年，也即1996年，由于諸多因素影響，市場萎縮，株洲玻璃廠陷入困境并連年虧損，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由盛轉衰的轉折來得如此突然，如玻璃墜地，瞬間斷裂，驚愕之后，是無盡的惋惜與深思。
